武汉劳动工伤律师

    　　28岁前，倪文斌可以在篮球场上跑10个来回并且全部三步上篮，而如今他全身上下始终能活动自如的，除了脑子，只有那一双眼睛。一年半前，在陪同公司的客户参加自行车比赛时，倪文斌意外摔成了高位截瘫，头部以下全无知觉。就在倪家人为治疗儿子的伤和筹集巨额的医疗费疲于奔命时，一纸诉状把这个家庭再一次推向了崩溃的边缘。把连呼吸都不能自主的倪文斌告上法院的正是与他签定劳动合同的单位———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服”）。因为不服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倪文斌作出的工伤认定，外服将该局起诉至浦东新区法院，并把倪文斌列为了第三人。

　　法律界人士表示，本案的发生暴露出了目前法律存在的一块空白———对于一些特殊工作的工作时间、地点等该如何认定？近日，浦东新区法院在审理后，一审维持了倪文斌的工伤认定。外服公司没有上诉。

伤者依靠仪器维持生命

仁济医院浦东分院。

       倪文斌静静地躺在ICU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除了每天练习自主呼吸的那两个小时，他必须依靠呼吸机才能获得新鲜的空气。

　　当新的一天拉开序幕，倪文斌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等着父母前来，为其插上耳机。从这一刻起，直到21：30医院熄灯，一天中大部分的时间，倪文斌只能依靠音乐解乏。因为插着呼吸机，大多数时候，倪文斌无法说话，眨眼、皱眉、微笑，他与父母用彼此间才懂的眼神相互交流着。

　　高位截瘫令倪文斌目前只有头部能够活动，也只有在肌肉痉挛的时候，他才能通过被褥的抖动略微感受下身的存在。妈妈徐黎雯坐在儿子的病床前，摩挲着他的双手，说：“为了保证他长期卧床而不长褥疮、关节不萎缩，她和丈夫每天早晚都要帮助儿子翻身、按摩至少1个小时。”说完，妈妈撩开被子，“你看虽然斌斌瘫痪在床，但他的手脚除了瘦弱了点，与常人无异样。医生说，斌斌很坚强。我知道儿子渴望站起来，我们家长能做的就是为他站起来创造条件，就目前而言，就是尽可能为其今后的治疗，多筹集医疗费。”

家属回忆当初意外事件

　　回忆起意外发生经过，倪文斌连后悔的念头都不敢有。徐黎雯把耳朵贴在儿子的嘴唇上，断断续续复述着他的话：“心里一怨我就想哭，以前我哭完了自己擦擦眼泪就能像没事一样。而现在我哭完了还要爸妈来帮我擦眼泪。”

        徐黎雯述说起一年多前那不堪回首的往事。倪文斌是外服的一名员工，公司将其派遣至德国帕德科注胶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担任销售工程师一职。2008年6月7日，上海世纪公园内举行了一场业务单车赛，倪文斌报名参加精英A组的比赛。一直反对儿子玩自行车的徐黎雯至今还在懊悔，事发那天早上为何没能将儿子拦下。“我跟斌斌说，这个自行车蛮危险的，周末不要出去比赛，在家陪陪妈妈。可他却说没关系的，要陪客户。我以为是单位安排的，不好阻拦，也就没再过问。”

　　意外就在倪文斌比赛时发生了，他在第一圈骑行到一个弯道时，突然发生了摔车，当场被赛事组织方送去了医院。虽然倪文斌全身上下无一处外伤，头盔也完好无损，但医院核磁共振结果显示他的脊椎C2处严重损伤。C2是人脊柱从上面数第二节脊椎，其中的骨髓神经与呼吸系统相关联。医生告诉倪兴中夫妇，C2受伤的倪文斌虽然头脑清醒，但完全没有自主呼吸能力，只能靠呼吸机维持呼吸，今后头部以下都会没有知觉。

有关部门作出工伤认定

　　“不算任何差旅费、住宿费，单单斌斌的医疗费就花了70多万，家里早已见了底，亲戚能借的也借遍了。”巨额的医疗费用让这个本不宽裕的家庭捉襟见肘，为了让儿子今后的治疗有着落，倪兴忠想到了申请工伤鉴定。“我听说当天和儿子一起参加比赛的还有两个来自苏州的外国人。我认为儿子参加比赛目的是为了工作，于是便向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怎么才能证实儿子参赛是为了工作呢？父亲倪兴忠在儿子的电脑中调出了他与外籍客户FREDDY赛前来往的电子邮件，在邮件中倪文斌除了讲到一些比赛的细节，还向对方表明，他会在6月7日比赛后与对方见面，并提出请对方一起吃饭。对方也发来邮件回复说6月7日到上海后，会与倪文斌联系并见面。

　　基于对证据和证人的调查，2009年7月17日，浦东社保局对倪文斌做出了工伤认定。但是用工方并不认同，上海外服法律服务中心副经理汪敏敏认为：“倪文斌的事故发生在周末，又是参加自行车比赛。依据工伤保险条例，被认定为工伤的情形应该是工作时间在工作场所内，或因工外出期间，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而倪文斌的受伤显然与这些情形不符。”外服称，出事后他们也进行过调查了解，帕德科公司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赵莉莉证实，倪文斌平时就对自行车运动有浓厚的兴趣，曾经也向客户邀约一起骑车。另外，赵莉莉也否认倪文斌参赛是为了发展潜在客户。基于以上调查，外服公司认为，浦东人社局对倪文斌的事实认定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倪文斌参加比赛，是因其兴趣爱好，和工作无关，第二，倪文斌不是陪同客户前往参加比赛，纯粹是个人行为。”汪敏敏说。

　　于是外服将浦东社保局起诉至浦东新区法院要求撤销工伤认定。法院立案后将倪文斌列为了第三人，并要求其应诉。倪文斌的意外受伤到底是不是工伤，直接关系到他事故发生后数十万的医疗费用究竟由谁来负担？

法院维护公司员工权益

　　外服公司向法院提交了一份FREDDY委托律师出具的证词证言。FREDDY表示，他和倪文斌共同参加比赛，属于两人私下交流，与自己所在公司和帕德科公司的合作项目无关。同时赵莉莉也证明：“因为我们德国公司有明确的规定，不赞成员工在非工作时间再加班或者陪客户，倪文斌这次事故又是在周末，所以他是不是工伤不好说。”

　　但倪文斌的代理人却认为，“他工作的地点是中国境内的公司，这一套可能是在德国实行，在中国国内，私下时间不要与客户接触，这个不能理解。在我们工作中，就是讲究的人跟人之间要加强联系，加强关系。”

　　浦东社保局劳动能力鉴定中心主任赵永刚也认为：假如员工的行为跟外企的一些文化有差异，发生冲突时，我觉得还是应该尊重中国的文化传统，尊重中国的国情，并按照我们一般的逻辑思维来理解。”